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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

芮沐

性别:男

籍贯:浙江吴兴

终年:103岁

去世原因:病逝

去世时间:2011年3月20日

生前住址:北大燕南园

生前身份: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

“不受虚言,不听浮术,不采华名,不兴伪事。”这是做人的金玉良言,也是做学问的朴实道理。——芮沐

生在大上海,辗转于法国、德国、中国的重庆和昆明、美国,直至来到北京,这是一个圆圈儿。2011年3月20日凌晨4时,103岁的芮沐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去世,画完了人生的圆圈儿。他生前创立了两门新学科———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,被誉为“法学第一翁”。

2000年,芮沐的老同事程道德教授采集北大大家的为学经验。一再请求下,芮沐写了一句东汉荀悦的话,“不受虚言,不听浮术,不采华名,不兴伪事”。芮沐在这话之后加了一句,“这是做人的金玉良言,也是做学问的朴实道理。”程道德认为,这是芮沐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
逝者生平

芮沐 生于1908年7月14日。法学泰斗、中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的学科奠基人、北京大学资深教授。

1935年获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,毕业后回国工作。1947年归国任北大法律系(法学院)教授,曾任北大法律系副主任、经济法研究所所长、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。

芮沐是我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学科的创始人、民法大师,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法学人才。曾任北京大学的经济法研究所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所的所长。70岁高龄的他还坚持给本科生们上课。

做学问:著述不多 影响深远

虽然早在抗战期间就完成了被称为“1949年之前中国民法学的绝响”的法学著作,芮沐多年来却被误认为“没有著作的法学专家”。世界银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调解人、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邵景春曾说,“芮先生是少数杰出的但著作不等身的法学家之一”。

芮沐的学生、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沈四宝认为,芮先生学识丰富,但著作不多,这主要源于他治学严谨的态度。他做学问慎之又慎,从不轻易落墨,凡有所成,必经得起历史的推敲。

著作数量本身并不影响芮沐在法学界的地位。在北大法学院院长张守文看来,芮沐开创了多个法学的门类学科,在很多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贡献。除了学问,这至少还体现在法学教育和立法参与上。

1979年《法学研究》第五期刊登了芮沐的文章《美国和西欧的经济法及国际经济法》,芮沐开始关注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,并在北大开设了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,创办经济法研究所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所。如今这些专业已是法学热门专业。

芮沐的学生、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杨国华说,芮先生的贡献不仅仅局限在书本上与理论中,他实实在在地参与了我国对外贸易领域的立法,为我国的对外经贸事业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。

改革开放初期,中国需要大量关于外经贸方面的法律,制定了外贸和外资方面的两部基本法———即《外贸法》和《外企企业法》。“这两部法律在制订过程中,芮先生都是首席专家”。

杨国华解释说,中国现在已是进出口贸易的大国,但很多人却不了解外贸类法律以及国际条约所起到的基础作用,在他看来,“芮先生在背后的背后,默默无闻”。

具师德:言传身教 甘为人梯

1998年夏,张智勇博士毕业后留北大任教。暑假时他在家乡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回到学校后的一天傍晚有人敲门,张智勇开门一看,是老师芮先生和师母!在狭小的房间里,芮先生把一个精致的八音盒和一张写有祝福的贺卡送到张智勇手里,拍了拍他的肩膀,鼓励他“现在的条件可能不如意,但却能激发你们刻苦努力、上进,美好的明天就在前面。”

芮沐对学生生活上的关心倒在其次,更多的还是在学术上的言传身教。北大法学院教授邵景春曾是芮沐的博士生,从欧洲大学研究院留学归来后,写了一本《欧洲联盟的法律与制度》。在此过程中他曾因某些学术问题请教芮沐。芮沐不仅仔细地亲阅了邵景春的书稿,还就专业术语的中文表达,耐心地跟他讨论。

邵景春还记得自己博士刚毕业准备留校任教时,有一家出版社找到他,请他挂着芮沐的名字写一套教材。“那时候法学方面的教材的确很少,我觉得这个事不错,就兴冲冲地到先生家里请他出山。”

芮沐听完,“看了我很久,看得我心头发毛。最后只说了一句‘你先把讲义写好吧’,就再也没说什么了”。邵景春说,这次经历让他羞愧难当。

芮沐晚年曾一度开始写《国际经济法》。“但遗憾的是还没有成书,他就写不动了。”邵景春回忆,写不动的芮沐开始编写《国际经济法条约公约集成》及其《补编》,“他说,‘我写不动了,以后你们写吧,我编资料给你们用。’”

有天赋:精通外语 老而弥坚

芮沐是一个极具语言天赋的人。这也与他接受的良好教育有关,芮沐出生在旧上海的纸商家庭。他也得以在法租界的浦东小学完成小学学业,并先后就读于英租界的马克密林中学和圣芳济学校,这为他在英语和法语方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在上中学和大学时,学校的神父曾教他拉丁文,芮沐又具备了一定的拉丁文基础。

1927年,19岁的芮沐中学毕业后,考入教会学校震旦大学文学专业。从震旦大学毕业后,由于法语好,芮沐未经考试便被巴黎大学录取,专业为法律。

芮沐的夫人周佩仪后来回忆,为了能到德国留学,他在法国开始学习德语。1949年以后,苏联专家大量来华,芮沐又开始自学俄语,达到可以阅读俄文原著的程度。

这种天赋让芮沐精通英语、法语和德语,通晓俄语和拉丁语,为他通览各国法学原著创造了极好的语言条件。

邵景春回忆,芮沐会经常提醒学生“如有时间,可多学一门外国语”,目的就是让学生能读到原文。

邵景春介绍,芮沐虽然懂得多门外语,但每当学生向他请教外文问题时,先生或直接回答,或先记录下来,过几天就会来电话讲解,或把学生叫家里当面讲解。邵景春称,先生懂得多门外语,家里外文工具书资源丰富,但他仍要花上几天时间,“考证”学生提出来的看似简单、实际不容易查到的问题。

芮沐还通晓日文。原北大法律系系主任、与芮沐共事多年的魏振瀛教授回忆,芮沐外语天赋好,也跟他勤奋刻苦有关。他记得,上世纪八十年代,他到芮沐家里还看到芮沐书房的书架上有一些小字条,“上面写满了日文单词,我很惊讶他这么大年纪了还学日语。”

淡历史:没有憎恨 只有宽容

“他的学生很多都是离休干部,但芮先生却是退休。”邵景春认为,“由于种种原因,历史对他有些方面有失公正。”师母周佩仪跟邵景春说,由于当时芮沐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的做法,发表了一些言论,而为重庆中央大学所不容,后来因“包庇学生反动言论”而被学校解聘。经人建议,1941年芮沐去了昆明的西南联大。

而在西南联大芮沐的性格仍未改变。周佩仪回忆说,昆明的经济状况不好,当时物价飞涨,时局动荡,而且迫害进步人士,芮沐仍会在课堂上朋友间公开说出不满言论,朋友们都替他担心。经美国一个朋友劝说,芮沐接受了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邀请做访问学者。

“芮先生从来没有说这些事情。”邵景春介绍,师母周佩仪曾跟他们说,“老芮就管他那点学问的事儿,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。有没有钱他不管,怎么过日子也不管。”如果邵景春在场,就会看到芮沐跟周佩仪摆手,“你不要说话,你不懂。”

“文革”发生后,芮沐在单位挨批斗开始升级,后来被扣上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帽子并被关进牛棚,1969年他还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“五七干校”做搬运工。

1971年,历史给了芮沐一个机会。当时为了做好尼克松访华的准备,周恩来委托外交部搜集有关尼克松的资料,外交部又把一部分任务交给了北大法律系。借助这个机会,芮沐得以回到北大。他与王铁崖、梁西、沈宗灵等一起,参与翻译了《联合国与裁军》、《联合国手册》、尼克松的《六次危机》、希思的《旧世界与新前景》《卡特自传》等著作和大量的文件。

回到北大的芮沐面临的仍是“文革”的阴风浊浪:房子被造反派占据,几次被抄家。而对于那个特殊年代所遭遇的不幸,芮沐从不提起。北大法学院副教授刘东进评价芮沐说,先生没有憎恨、只有宽容。

芮沐的学生、北大法学院副教授郭瑜介绍,对于这些冲击,从来没听老师抱怨。他不仅不和学生说,对家人也不说。师母就多次抱怨,说芮先生明明在“文革”时被打到吐血,但怎么也不肯说“仇人”是谁,问急了就是一句“不记得了”。

亲友寄语

芮先生是我国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学科的奠基人。这样一位“大牛”,既没有著作等身,也没有名满天下。他就坐在燕南园65号那个桌子上、地上都堆满书的小书房里,老老实实做学问,兢兢业业带学生。

作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,他90多岁还在带博士,毫不夸张地说是为法学研究和教育贡献了终生,但他去世后,家里人还在为他住院和治疗的费用操心。

  ——北大法学院副教授郭瑜

我常常跟学生提及《宋高僧传》里的一段话:“名者,实之宾,实者,名之归。有名无实,谓之名人;有实无名,谓之高人。”参透名实的关系,于“虚名”与“实相”之间,自由穿梭,从心所欲,这是芮先生为学乃至为人的不二法门。

  ——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张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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